发掘区其他区域红烧土堆积

编者按：3月28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这些考古发现生动描绘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本版邀请两位考古专家撰文，详细介绍获选的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和入围终评阶段的济南王张荣家族墓，让这些看似遥远的考古发现离您更近一些！

(相关资料图)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遗址名列其中。遗址距今已有1.1万至1.5万年，它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考古学家在研究中有哪些新发现？它又是凭借什么在激烈的角逐中成功入选的呢？

发现遇到一片红

淄博市赵家徐姚遗址考古要追溯至2021年10月，本着“先考古、后出让”的土地政策，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为了配合基础建设，在临淄齐国故城附近赵家徐姚遗址，对1300余座战国至汉代墓葬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工作有时就像侦探，就需要考古工作者密切地观察土层土色的变化，从而及时找到解读历史信息的蛛丝马迹。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考古负责人、副研究员赵益超带领团队在一个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中，清理着一座座墓葬时，注意到距离地面4至6米的汉代墓壁剖面露出了一处很薄的红烧土痕迹。红烧土一般指用火烧烤过的黏土。新石器时代古人曾用这种材料来建造居室。室内地面用红烧土来墁地，可以防潮；墙壁和屋顶用捣碎的红烧土和草相拌，涂抹墙壁和屋顶，既结实又易干燥。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境内距今5800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凌家滩遗址就考古发现过400多平方米的红烧土密集分布区，最深处达3米。考古专家分析，那里或是5000多年前凌家滩人的居住区，也许存在今天类似“市政厅”的大型建筑。

红烧土的出现，意味着古人用火生活或“定居”。从丰富的考古经验出发，赵家徐姚遗址考古队员顺藤摸瓜，在4至6米深的墓壁剖面上发现了更多红烧土堆积，其深度远深于新石器时期的后李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所在的古土壤层。考古负责人赵益超敏锐地意识到红烧土的埋藏年代应该会很早，立即选取了两份碳样快递送至美国考古实验室进行碳14测年。经过美国BETA实验室进行碳14年代测定，赵家徐姚遗址发现的红烧土年份为距今1.1万至1.5万年。该年代正是中国考古文化系列中旧、新石器过渡阶段。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赵益超仍难掩兴奋，“这个痕迹所在层位远深于距今8000多年的后李遗址所在的古土壤层，我们判断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是人类使用火的痕迹。如果证实，将填补山东地区史前人类遗存发现的空白，为认识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关键证据。”

历史的“秘密”总是在考古队员们抽丝剥茧的发掘中露出端倪。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年份的确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强烈的希望和信心的考验。因为这一时期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大历史变革期，如果能发掘出明确的人类遗存，将填补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

赵益超为首的考古团队以地层剖面出现的红烧土为中心进行解剖发掘，希望找到更多的人类遗存。最开始的发掘并没有发现明确的人类遗物，大家感到很困惑，直到发掘出第一片陶片。之后随着越来越多陶片和陶器的发现，以及动物骨骼和火塘的发现，赵家徐姚遗址考古队员的心才安定下来。最弥足珍贵的是，考古人员在对赵家徐姚遗址红烧土堆积的全面发掘过程中，于赵家徐姚村西发现一处距今1.31万至1.33万年、保存完整的古人活动营地。这个核心区域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圆形的遗址逐渐露出原貌，有明显火塘三处，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陶片、陶塑为主，还有少量的石制品和蚌壳制品，总量达1000余件，其中包括100余件陶塑制品。

研究分析一片陶

作为一个距今1万多年前的淄博赵家徐姚村遗址完整地被考古工作者揭露出来，有火塘、有陶器、有动物骨骼，还有石制品等，考古文物和历史信息都十分丰富。“时间这么久远，能完整保存下来非常不容易。”赵益超考古团队也深知这次考古机遇的重要性和幸运性，他们围绕这个1万年前的古人营地运用最新手段进行了多学科考古研究，从年代、沉积、植被、气候等多个角度，以期最大限度地探讨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中心的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人地互动机制。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淄博赵家徐姚村遗址出土陶片的整体分析，“出土的陶片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胎土掺杂着植物茎秆，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相对成熟。”考古队员们经过对遗物的研究、整理发现，陶器在当时已经运用到日常饮食生活中，陶器的口沿出现了花边、方唇、圆唇的花样。淄博赵家徐姚村遗址的先人制陶技艺水平高超，最显著的特征是陶片中夹杂着植物的茎秆，陶片均匀，内外壁磨光，从功能和形制上出现炊器和容器的组合。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淄博赵家徐姚村遗址内出土动物骨骼的整体分析，发现在大量动物骨骼中，其中以环颈雉等鸟类和鹿类为主。其中一些鹿类和鸟类的骨骼表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切割加工等痕迹，这种现象表明这一区域古人类存在着一定量的肉食消费，肉食消费的对象以容易获得的鸟类和鹿类为主。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赵家徐姚村遗址出土的100多件陶塑的整体分析，可以清晰看到这批出土陶塑均为泥制陶，陶塑形状整体比较随意、抽象、初级。这批陶塑虽然较为原始，但也能分辨出具有心脏、耳朵、人物等形态，在一定程度展现出当时的人对客观世界以及自身的认知，这也是目前国内最早的陶塑群。

赵家徐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者根据系统的古环境分析，1.3万年前的淄博赵家徐姚村遗址所在的环境温暖湿润，气候适宜。从前面考古发现的各种遗物分析，1.3万年前的古人群在进行狩猎和采集之后，聚集到这里，并在该地进行短暂的停留。这支古人群或许按照某种血缘关系分成三组，各自围绕着自己的火塘展开各种“活动”。这些古人把男人狩猎带回来的鸟和鹿，以及女人采集回来的植物和果实加工，他们吃肉、用陶器煮肉汤。饱餐之后，或许还有一些“艺术家”秀一把“艺术”，利用挖火塘挖出来的泥土随手捏出一个个“精彩”陶塑。从这个古人营地的红烧土等堆积很薄的情况看，考古工作者想象当时的古人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停留，开展了烹饪等一系列活动。或许这些古人在这里肉饱食足之后，他们带走了所有有用的资源，开始下一站“旅程”，而在这里留下了一堆“垃圾”。然而正是这些“垃圾”，成为今古对话交流的“桥梁”，对于今天的我们去认知过往来说却非常珍贵。

意义连成一座“桥”

在山东淄博赵家徐姚遗址发现的这处1万多年前的古人营地，尽管是临时的，但出土文物中丰富的信息量却生动地还原了当时人类生活的场景，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赵家徐姚遗址更像一座桥，将1万多年前人们从流动走向定居，从石器走向陶器，从适应自然走向改造自然，从狩猎采集走向广谱经济等问题链接起来。

赵家徐姚考古发掘团队在发掘过程中，就重视科技考古的力量，围绕区域地貌演变与气候变化、遗址周边景观重建、堆积形成过程、遗物埋藏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考古研究，在获取更多历史信息的基础上，从年代、沉积、植被、气候等多个角度探讨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中心的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人地互动机制，价值不凡。

考古负责人赵益超解释，“从红烧土可以推测，古人通过火烧来驱赶获得猎物，也可以利用烧荒进行耕作。”远古时期，古人通常借助火烧的力量改善自然条件，用火技术的成熟正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标志，意味着农业文明的兴起。同时该遗址发现了人类用火管理景观的最早的、直接的考古证据，也是世界范围内崭新的考古材料，表明古人对区域的反复利用和人栖居方式的变化，为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是我国万年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实证。

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陶片数量是国内同期遗址中最丰富的，也是目前中国北方出土最早的陶器之一。赵益超等人就认为赵家徐姚遗址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这些陶片和陶器充分反映了赵家徐姚遗址的先人制陶工艺的技术成就，为国际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赵家徐姚遗址考古中所获取的各种考古信息，也为理解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等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和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正如赵益超所说，“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代表的人群处于农业起源的早期阶段，对于从过程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北方农业起源具有独特意义，也能进一步明确山东地区在中国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和独特贡献。”

考古业内人士认为，山东淄博赵家徐姚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代关键，是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淄博赵家徐姚遗址被评为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也就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供图/后晓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田野考古领队）